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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 盛夏酷暑难耐,主角一家来到亲戚家过暑假,叔母蒂娜帮忙辅导作业。她把侄子当小孩子看待,穿着宽松毫无防备,汗水湿润发亮的胸口让他心跳加速无法专心。两人独处写作业时,她察觉视线突然贴上汗湿身体,妖艳一笑主动发起亲密,前戏亲吻抚摸迅速升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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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家车车长期霸占消防车道,导致自家孩子葬身火海” 3月17日,一名女子向四川黄律师咨询一起火灾责任的问题。 女子称,事发大年初五,当时他们一家在外面打麻将,9岁的孩子独自在家写作业,随后孩子因困意睡着,取暖器点燃了被子导致火灾,最终孩子不幸遇难。 消防人员赶到时,消防通道被一些车长期占用,导致消防车进不来,因而她希望追究物业的责任。 黄律师表示:物业不用付主要责任,你应该追究那些违停车主的主要责任。 但女子随后承认,长期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正是自家车辆:。 她解释:小区不好停车,被交警处罚一次200块,车位太贵了自己又买不起,于是我就把车停在消防通道上.....火灾发生时,物业打过几次电话通知挪车,但当时自己在打麻将就没接.... 女子还抱怨物业,物业当时为什么不把我的车撞开呢? 对此,律师指出:是你自家的车长期霸占消防通道,你影响了不是你一个人,是数千名业主的生命安全,物业和消防不能随意撞开别人的车,这就是现世报,现在你知道后悔了。 3月18日,当事人女子再次联系黄律师,称因为视频传播广泛,导致周围的人都在看她笑话,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困扰,要求黄律师下架视频。 黄律师回复:“当时是你同意授权切片,无法删除,请理解”

李老师不是你老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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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,带你们读书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·茨威格在1922年写过一部中篇小说《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》,说一个作家在他41岁生日时收到“陌生”女子写给他的一封长信,然后整部小说就是这封信 信中说她13岁时作家搬到她跟妈妈住的院子里,作家有名有钱,年轻英俊潇洒,情窦初开的女孩开始窥视作家,这时还谈不上爱情,只是充满好奇和崇拜。当一次作家看见她,四目相望后女孩抑制不住开始暗恋作家 之后几次短暂交往,作家表现出温柔、殷勤,目光含情脉脉。其实作家是生性风流,对女子习惯性的就这样。但女孩不知道,她开始疯狂地爱上了作家 为了能让自己配得上作家,她努力学习,刻苦练琴,学习成绩突飞猛进。女孩的这些变化丝毫没有引起作家注意,经常有不同的女子在作家这里过夜,而女孩在他眼里只是个“陌生”邻居小孩 后来女孩随妈妈改嫁去了其他城市,虽然继父对她很好,可是女孩心思都在作家身上,这团青春期点燃的单相思烈火燃烧了好几年。直到她成年又回到当年的院子,作家还住在那里 作家看到出落的美丽动人的女孩深深被她吸引,但他并没有认出她,他只是把女孩当成一个普通女粉丝。俩人共度了三天,他甚至没有问女孩的名字,作家一如既往地温柔殷勤,临走送给女孩一些零钱和一朵玫瑰花 女孩回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,她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,她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跟作家一样优秀。为了抚养孩子她不得不委身不同的陌生人,即使这些陌生人中有人向她求婚她也不为所动,她的心里只有作家 之后,她又与作家见过两次,每次作家都不认识她,尽管她说了一些在作家听来是非常奇怪的话,那是她在暗示作家,但作家仍然记不起她。作家每次除了温柔殷勤,就是临别送她一朵玫瑰花,他甚至不记得这朵玫瑰花就是女孩带来的 女孩把对作家深深的爱埋在心底,每年作家生日她都送去鲜花,可是作家根本不记得她是谁。今年作家生日她没有送来鲜花,而是写了这封长信把一切和盘托出。因为他们的孩子三天前因病去世了,而女孩也身染重病不久于人世 女孩在信中说,那是你的孩子,他直到死也没有见过你。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你,我甚至不在乎你身边有多少女人,可是我到死也没有等到你一句问候,收到你一行字。作家看完追悔莫及,但他仍然想不起写信的人是谁…… 这部小说在48年被搬上银幕,由琼·芳登主演;74年在台湾被拍成电影,由林凤娇主演;2004年,徐静蕾自编自导自演了这个故事 2002年冬天,在北京一个寒冷的四合院里,歌手李健读完这篇小说来了创作灵感,他脑海里浮现着小说中的情节写了一首曲子,然后把小说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刘兵,请他来填词,这就是歌曲《传奇》。2003年由李健演唱录制,收录在自己的专辑中 这首歌面世后反响平平,2010年春晚节目组邀请了王菲,王菲询问李健:我想唱你的《传奇》可以吗?李健说咱们是老朋友,我的歌你看上的尽管拿去用,我没意见。当娱记追问王菲你自己那么多歌,为什么选择《传奇》?王菲依旧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:好听呗 春晚节目组想设计王菲吊着威亚出场,但王菲不想靠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吸引眼球,她只是要求别把自己的节目放黄金时间,她想早点儿唱完早点儿回家陪家人过年 于是王菲在春晚上就那么笔管条直站着,几乎没有动作,略显木讷地唱完了《传奇》。之后这首歌立即红遍大陆和香港,并不断获奖,李健的知名度也大大提升,他不止一次感谢王菲的翻唱,他说能让我少奋斗好几年 迈克学摇滚的翻唱发在评论区置顶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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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一生好强,不肯认输。即使渐渐失忆,也从不肯承认自己记不住了。前几年和她视频,她虽然听力已差,说话常常要重复几遍,却还记得许多旧事。谁的生日,谁家的电话,哪一年谁来家里住过,她都能说得一清二楚。到了前年,她却连自己的生日都记不得了。有时我故意问她:“还认得我吗?”她立刻沉下脸,说:“自己的儿子怎么不认得!” 她说得那样理直气壮,仿佛认得我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可我知道,记忆正在从她身体里一点点撤退。先是撤走一些细小的数字、日期、名字,后来又撤走一些刚刚发生的事,再后来,它把时间也搅乱了。她会把眼前的人认作旧人,把几十年前的事当作眼下刚刚发生。她的记忆像一间漏雨的老屋,起初只是一个角落滴水,后来便处处潮湿,四下坍塌。你明明站在她面前,她却像隔着半个世纪看你;你明明是她最亲的人,她却要在脑海深处慢慢摸索,才能想起你究竟是谁。 这世上最让人无能为力的事,大概莫过于此:你看着一个人一点点失去她自己,却没有任何办法替她把散落的时光重新捡回来。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,我忽然意识到,母亲所失去的,并不只是一些零碎的记忆。 母亲这一生,几乎从未真正属于过某一个时代。她出生在民国时期,长在战乱与动荡之中,成年后又被卷入一次又一次历史转向。时代的浪潮来临时,她从来都不是能够决定方向的人,她只是被推着往前走——失去母亲,失去父亲,失去丈夫,失去原本安稳的生活,再到晚年失去记忆。 当她渐渐失忆,我忽然意识到:母亲正在忘记她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,而那个时代,也早已忘记了她的存在。但正是无数像她这样的人,在不被记录、不被歌颂的角落里,默默忍受,默默劳作,默默把一个又一个破碎的家庭,撑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 母亲命苦,苦得很早。 我的外祖父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,民国时在家乡教书,后来还做过县里管教育的官。国共内战爆发后,局势一天比一天险恶,外祖父的老同学纷纷写信来,劝他辞官,卖田,自保。他预感到天地要变,便辞了官,回山里教书,还将河边上百亩良田贱卖出去。可人终究躲不过命。1948年,一场伤寒便要了他的命。那一年,母亲才十一岁。而更早些,母亲四岁时,外祖母就已病故。一个孩子,四岁失母,十一岁丧父,所谓“家”,还没来得及在心里长结实,就已经风吹云散了。后妈很快离开,母亲只能靠哥哥姐姐拉扯着长大。 她从小就知道,这世上很多东西是靠不住的。人靠不住,时局靠不住,运气靠不住,安稳更靠不住。真正靠得住的,只有自己咬紧牙关活下去。 我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孝子,一直陪伴照料我的奶奶。奶奶八十六岁去世后,父亲才考虑婚事。按我的记忆,父亲结婚时其实已经三十八岁了,当时却跟母亲说自己只有三十六岁。母亲后来提起这事,还会淡淡地笑,说他皮肤白,人显年轻,倒真看不出来。 父亲原是码头工人,吃国家粮。后来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,有人拿两间房换走了父亲和我的城镇户口。1968年,文革时小镇被彻底铲除,转眼成了一片废墟。按理说,父亲本该另有安置,可因为城镇户口早已没了,便只能带着一家人回祖籍农村,重新下地种田。 下放之后,生计陡然坠入谷底。父亲怀里揣着祖传的玉镯想救个急,却被店家断定为假货;雪上加霜的是,身上带去的一点钱也在街上弄丢了。父亲是个本分人,实在想不通,从此积郁成疾。1972年6月,年仅四十八岁的父亲撒手而去,将那个满目疮痍、摇摇欲坠的家,整个抛在了母亲单薄的肩上。 那一年,母亲连哭的时间都没有。即便哭过,泪干了天照旧会亮,地照旧得种,孩子照旧要拉扯大。生活从未对一个寡妇的眼泪生过怜悯。她最终学会了将悲伤悉数咽下,封存在胸膛最深处,余生绝口不提。 父亲死后的日子,我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米缸常常空得见底。母亲拿着升子和布袋,去生产队找邻舍赊米。为了让我们多吃一口,她自己常常一天只吃一顿。肉在那时候是奢侈的,只有过年时舅舅和姨娘送来几块肉、几条鱼,才能尝一尝荤腥。因为家里是生产队的超支户,队里分猪肉、分鱼,常常轮不到我们。门前那条大河,反倒成了童年最大的恩赐。涨水时可以捞鱼,退水后坑坑洼洼的积水里也藏着鱼。捞鱼原是最快乐的事,可真正拿回家,又常常犯愁:煎鱼要油,而油,在那个年月,是家里最金贵的东西。没有油,鱼腥得厉害,难以下咽。小时候不懂什么叫贫穷,长大后才知道,所谓贫穷,就是连一条捞来的鱼,也未必有办法做成一顿像样的饭。【中】

David Tsai/蔡慎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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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被爱多了,长大反而更独立。 Gabor Maté 在 Joe Rogan 节目里,把“妈宝男”这个话题翻了过来。 很多人以为,孩子怕世界、要安慰、躲压力,是小时候被宠坏了。 他的判断相反。 问题常常出在焦虑,不出在爱。 他提到一项长期观察。 研究者看了几百到一千名新手母亲,记录她们怎么回应婴儿。 有些母亲回应不足。 有些母亲格外疼爱,甚至看起来有点溺爱。 35 年后再看这些孩子。 最独立、最成功、最能活出自己的人,恰恰来自那些被母亲充分疼爱的人。 研究者给出的结论很干脆。 孩子不会因为爱太多而被毁掉。 真正危险的,是父母把自己的恐惧塞进孩子的生活。 孩子明明不需要保护,母亲还是要保护。 孩子明明可以承受一点压力,父母却先替他害怕。 这时照顾孩子,已经变成了安抚父母自己。 他们小时候缺过的呵护,会在下一代身上加倍补偿。 他们没处理完的焦虑,会被孩子当成世界的说明书下载下来。 所谓“妈宝”,说到底,往往是一个继承了父母焦虑的人。 他不是离不开母亲的爱。 他是离不开母亲替他过滤过的世界。 这也给家庭教育一个很朴素的提醒。 真正的爱会让孩子敢出去。 焦虑包装成爱,只会让孩子觉得门外到处有危险。 家庭当然要给孩子庇护。 可庇护的终点,是让他有一天能站直走出去。 把孩子养成自由、有责任、有边界的人,才是父母手里最安静也最长期的工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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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姆偷走雇主儿子,26年后嫌没出息又归还 悲剧始于1992年。,朱晓娟是重庆的护士,丈夫是军区干部,家中有一个一岁多的儿子。因工作繁忙,他们从劳务市场雇了保姆“罗宣菊”。 实际上,保姆真名何小平,四川南充人,冒用他人身份证混入朱家,目的就是偷一个孩子来“镇命”。 她曾接连失去两个亲生骨肉,听信老人说法,要抱别人的孩子破解命硬之相。到任第七天,何小平趁家中无人,抱走孩子消失无踪。 夫妻俩走过17个省市寻子,花光20多万积蓄。1995年,河南兰考警方解救一批被拐儿童,他们在开封见到一个叫“盼盼”的男孩,相貌相似。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亲子鉴定显示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,朱晓娟便将孩子带回家改名程俊齐,倾注全部心血抚养,甚至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,只为弥补亏欠。 谁料2018年初,一通电话击碎了朱晓娟平静的生活。记者告诉她,丢失26年的孩子找到了。朱晓娟觉得荒谬,她的儿子22年前就找回来了,早已养大成人。可对方发来的照片,竟与大儿子几乎一模一样。 26年后真相浮出水面:当年的鉴定是错误的。程俊齐与她毫无血缘关系,而亲生儿子刘金心一直被何小平养在南充农村,寄人篱下,15岁辍学打工,在赌场站岗,流水线熬夜,摔断锁骨没钱治,最终患上重度抑郁症,酗酒成性。 何小平见他“废了”,便借寻亲节目之名,将孩子“还回去”。 朱晓娟面对亲生儿子,心如刀割。刘金心27岁,头发花白,眼神空洞,与同龄人判若两人。 而程俊齐得知身世后哭着说:“妈妈,无论能不能找到亲生父母,我们都是一家人。”血缘与养育,两头撕扯。朱晓娟将河南高院告上法庭,后获道歉但赔偿未谈拢。她本想追究何小平刑责,因亲儿子刘金心不愿追究而撤诉。 一场保姆的自私迷信、一次年代技术误差,让两个孩子互换人生。如今刘金心在建材市场工作,状态渐好,偶尔挽着母亲散步,感受这迟到了近30年的日常。 有些遗憾,终生无法弥补。错位的二十六年,终究成了一辈子的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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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、基辅和“家”🇨🇳💖🇺🇦 2026年4月9日, 基辅·独立广场,冷❄️ 我终于见到了一个认识两年,却从未见面的“女朋友”——Lida。 她是一位乌克兰女人,一米七八,三个男孩的母亲。她的丈夫是中国人,他们曾在中国生活了十二年,相爱、成家、生子,过着安稳的小日子。 直到战争爆发🔥 她,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回到自己的祖国,这个愿望被现实压了很久 直到两年前,她终于说服丈夫,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基辅。 很多人不理解。 但我理解。 因为那是她的家,是她的母国。 就像我们一样—— 走得再远,故乡始终在心里最深处。 那一口熟悉的味道,那一句句熟悉的乡音,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,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替代的🌹 回到基辅, 他们一家五口,在警报、断电、导弹和无人机的阴影下,依然认真地生活着。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,没有陌生感。 中英文交错,自然得像老朋友。 她带来的两个孩子,笑得特别灿烂👶 她问我:“你学乌克兰语了吗?” 我笑着说:“一点点,一撮撮。” 但真正让我记住她的,是后面的那一刻。 她突然认真地对我说: “走,我们去看看中国兄弟。” 穿过地下通道,我们来到纪念地。 六位中国战士的照片静静地在那里。 她带着孩子走上前,慢慢蹲下来。 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。 只是把康乃馨轻轻放下,把国旗认真插好。 然后抱着孩子,就那样静静地站着、看着…… 她戴着眼镜,但镜片后面,全是泪水💧 那一刻我明白了: 她在中国的这十二年,不只是学会了语言,不只是有了家庭, 她应该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中国人吧❓❓❓ 而更重要的是—— 她把这种理解,变成了尊重 变成了记住。 我看着独立广场上那上万年轻的面孔, 也看着这个努力生活、拼命带娃的母亲。 那一刻,我更加清楚: 我们为什么要来❓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❓ 不是为了宏大的口号, 而是为了这些具体的人。 这些在苦难中, 依然懂得感恩、 懂得尊重、 懂得记住的乌克兰人 🇺🇦🇺🇦 今天这一次见面,让我再一次的理解到: 只有在自己的家园里, 才有真理,才有力量,才有自由。 (乌克兰伟大诗人塔拉斯·舍甫琴科)祖国‌ “In one’s own home, there is truth, there is strength, and there is freedom.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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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长子,十五岁高中毕业回乡务农。说是高中,其实所学不过相当于小学。读书的九年里,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出工干活。我回到生产队时,还是人民公社时期,一个整劳力干一年,挣的工分根本不够养家。到了年底,能分到十块钱就是好消息。我家是生产队有名的超支户,累计欠下五百多元。那时我常常觉得,这个家像背着一块怎么也搬不动的石头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。 后来包产到户,日子总算有了转机。1980年前后,母亲又在家里开了一间小茶馆。茶馆很小,来喝茶、喝酒的也都是村里人。那时候一杯茶只收五分钱,许多人来并不只是为喝茶,而是找个地方坐坐,歇歇脚,说说话,把漫长的一天混过去。 村里有个五保户,大家都叫他“矮的家军”。他经常来茶馆,一杯茶喝上一上午,喝完把杯盖翻过来扣着,晚上又接着来。母亲从不另收费。家军爱吹牛,说自己当年给贺龙牵过马,又说自己一枪打死过几个游击队;我说游击队是共产党,他便又改口说打死的是日本鬼子。他靠在河里捕鱼为生,无儿无女,住在一个只够放下一张床的草棚里。那时只觉得这人好笑,后来才明白,母亲对他那一点不声不响的宽待,其实是一种更深的慈悲——她自己淋过雨,所以总想给别人留一小块避雨的地方。 茶馆里还有几个村里的孩子,也是母亲顺手带大的。谁家大人有事,就把孩子往茶馆里一放,母亲一边做生意,一边把孩子也看着。她从不觉得这是在帮谁,只觉得乡里乡亲,本来就该如此。她的善良不是挂在嘴上的,更不是做给人看的。 那间小茶馆里,也藏着我年轻时最深的味觉记忆。一样是卤干子,先卤后炸,炸好后一个个插在细刺上挂起来,谁想吃便自己去取;另一样是发饼,外面裹着一层白色糖衣,甜甜的,很有嚼劲。那时觉得那就是世上最好的东西。如今这么多年过去,山珍海味吃过不少,可有些味道竟再也遇不见了。也许并不是那发饼真的有多么好吃,而是因为它裹着一个贫苦年代里稀薄而珍贵的甜,裹着母亲在艰难岁月里替我们守住的一点点欢喜。 还有一件旧事,如今想起,仍觉心里发酸。 有一年春节,我和弟弟妹妹去舅舅家拜年。出门时,母亲把一包东西递给我,让我带给舅舅舅妈。走过荣家河,我们实在馋得受不了,偷偷拆开来看,原来是豆根——那是我们当地一种小吃,发酵后的面切成细条,再下油锅炸,吃起来酥酥脆脆,满口都是香。我们先是一人分了一根,小心包好,假装没动过;走到兔子口时又忍不住拆开,再分两根;后来似乎又偷吃了几次。等到了舅舅家,包裹仍是原来的模样,里面的豆根却已经所剩无几。直到今天,我都不知道当年舅妈接过那份“礼”时心里是怎么想的。可如今回头去看,那一包被我们一路偷吃的豆根,其实装着的是母亲在穷困中仍不肯失掉的人情与体面。她自己家里未必宽裕,却总想着过年过节,不能让亲戚寒了心。那是旧式中国人最朴素的伦理:自己再苦,也要把礼数撑住;日子再难,也不能把情分弄薄。 1984年,我离开家乡,外出读书谋生。后来无论走到哪里,到了春节,我总要想尽办法赶回去陪母亲。哪怕在北京时,也常常驱车一千多公里,只为回家过年,一次也没有间断过。2021年2月,我从新加坡中转到美国,转眼五年过去。这五年里,我只能隔着屏幕和母亲说话,看着她一天天老下去,看着她的耳朵越来越背,记忆越来越坏。曾经她记得那么多人的生日,记得那么多旧事,记得一个家里所有细碎的琐事与牵挂;如今,那些她曾牢牢记住的一切,却正在慢慢从她脑海里褪色,像一张旧照片,一寸一寸发白。 我常常想,该用什么词去形容母亲的一生。 孤独,倔强,节俭,友善,坚忍,执着。可这些词又都太轻了,轻得托不住她真正经历过的那些重。她是那种典型的中国旧式女人,识不得多少字,也说不出多少漂亮的话,却把做人最根本的几样东西守得很牢:勤快,厚道,本分,忍耐,肯替别人着想,也肯替家里受苦。她经历了一个时代里普通人几乎所有能经历的苦难,却极少抱怨命运。她记得更多的,反而是谁在她艰难时递给她一碗饭,谁在她最无助时说过一句安慰的话。她把世上的寒凉都自己受了,却总把一点暖记在心里。 历史总是记住那些站在高处的人,记住那些写进书里、登上报端、刻在碑上的名字。可真正把漫长岁月熬过去的,往往不是那些名字,而是无数像母亲这样的人。她们在时代最阴暗的角落里,沉默地劳作,沉默地忍受,沉默地把一地狼藉重新收拾成一个家。她们没有留下多少话,没有留下多少字,甚至连自己的一生,也来不及好好回望,就被时间推着往前走,最终一点点老去,一点点衰弱,一点点被遗忘。 可如果没有她们,一个又一个破碎的家庭,怎么能够熬过那些看不到尽头的年月? 如今母亲老了,耳背了,也糊涂了。她会忘记一些人,忘记一些事,忘记今夕何夕,忘记自己刚刚说过什么。可是她留在这个家里的东西,并没有消失。那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,那头尾分明的菜,那一畦畦栽得整齐的秧苗,那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,那对穷人和孩子不动声色的照拂,那种再苦也不肯把日子过乱的倔劲——这些,都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印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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