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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学人:一位职业投资者的投资札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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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堡Citadel创始人肯·格里芬,也与脸书创始人小扎一样,对AI运行机制不太懂。DeepSeek发布后,格里芬前往中国,然后得出惊人的结论:“DeepSeek的作者中,没有一个在美国受过教育。这是民族自豪感的一个体现”。格里芬大谈输掉人才争夺战。外界不清楚DeepSeek的海外背景员工比例,但格里芬判断“没有一个”肯定是假的。 DeepSeek的核心思想是效率优先的架构设计+高效强化学习。这些并非完全从零发明:MoE思想可追溯到早期工作,如GShard等;注意力压缩受MQA/GQA启发,RL基于PPO。特别是,DeepSeek的GRPO是PPO的变体,这些工作大多来自Google(注意力与MoE)和OpenAI(PPO),DeepSeek在它们之上,做了针对性的工程与架构改进。 AI处于早期,后面的进程,会超出想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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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仁勋和苏姿丰的成功,可以归结为三点:地缘套利、个人奋斗和时代红利。首先,他们都是父母的地缘套利的产物。苏姿丰(MIT博士)与黄仁勋(斯坦福硕士)的成就,首先源于移民背景带给他们的制度红利,以及自由开放的工程师教育环境。美国半导体与硅谷生态允许长期的资本冒险,这在注重短期算账的体制下是无法想象的。 苏姿丰与黄仁勋的父母,让他们有机会,从小身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,耳濡目染的是全球顶尖企业(如IBM/AMD)的技术迭代逻辑,这种视野决定了他们从创业或接管公司第一天起,瞄准的就是全球最顶尖的硬科技竞争,而非本土市场的存量内卷。黄仁勋说过,他唯一感谢的就是他父亲,将他带到了美国。地缘与教育背景,是不可或缺的底层土壤(最基础逻辑)。 其次,个人奋斗与战略定力:决定成败的根本内因(最关键因素)。苏姿丰不是“等风来”,而是“造赛道”:2014年接手AMD时,公司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。她做出了极其残酷且精准的战略取舍:彻底放弃低功耗移动端,把资源全部砸向高性能计算(HPC)和Zen架构。这种对技术路线的绝对掌控力、执行力以及极其强悍的商业谈判能力,是典型的个人强人管理与战略定力。毫无疑问,苏姿丰是MIT训练出来的顶级CEO,极其专业与冷酷。 黄仁勋的孤注一掷与极端执念:CUDA在2006年推出时被华尔街疯狂看空,英伟达股价曾因此暴跌70%。黄仁勋每年投入数亿美元“养”CUDA,硬生生凭借一己之力把通用计算(GPGPU)变成了行业标准。这是极其罕见、甚至带有赌博性质的个人极端奋斗与战略执念。世界上看对趋势的人很多,但敢在没有商业回报时坚持投入15年的人,全球屈指可数。 第三,时代红利是必要非充分条件。红利永远存在,能抓住红利的只有1%:每个时代都有红利:PC时代、移动互联网时代、云计算时代、AI时代。在每一个红利期,绝大多数企业都沦为了过客或炮灰(如当年与英伟达竞争的数十家显卡厂商,或英特尔在移动时代的溃败)。红利只是乘数,个人与土壤才是被乘数。如果没有前两者建立的极其硬核的技术壁垒和产品阵列,时代红利这个“乘数”再大,乘以零也依然是零。原文把乘数当成了决定性力量,本末倒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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