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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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三孩，买社保，郑州杨改兰来了！ 2026/10/17/，郑州一名生育三个孩子的外卖母亲，一家五口因生活困境走投无路，最终烧炭而去。这起悲剧，再次刺痛了无数人的神经。 一个母亲要养育三个孩子，还要靠送外卖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她努力工作、缴纳社保，却依然没有等来能够托住一个家庭的保障，最终走到了人生绝境。 这不禁让人想起“杨改兰”事件。悲剧从来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，当一个家庭已经陷入绝境，却没有足够的社会救助和保障及时托住他们，就值得整个社会反思。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价值，不是看高楼大厦有多漂亮，也不是看击剑狂魔有多厉害，而是看底层民众能不能有尊严地活着。 如果连辛苦养育孩子、拼命工作的人都可能被生活逼到绝境，那么所谓的生育鼓励、社会保障和民生工程，究竟有没有真正落到最需要的人身上？ 繁华的城市背后，更应该看见那些被生活压弯腰的人。一个真正有温度的社会，不应该只奖励成功者，更应该在一个家庭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及时伸出手。
罗翔1,092,326 次观看 • 7 天前
江苏苏州天逸湾花园小区：保安索要好处不成刁难装修工人遭锤击！ 近日，江苏苏州天逸湾花园小区发生一起冲突事件。据称，小区保安向装修工人索要好处未果，随后故意刁难装修工人，双方矛盾不断升级，最终装修工人情绪失控，抡起锤子击打保安。幸亏旁边的人劝解及时，否则后果堪忧！ 从现场情况看，工人使用的锤子疑似是铺贴瓷砖用的橡胶锤，冲击力相对较小。否则，这一锤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！ 保安的职责是维护小区秩序，而不是借管理之名向工人索要好处。装修工人靠体力吃饭，本就不容易，如果再遇上故意刁难、吃拿卡要，矛盾自然容易激化。 管理不是特权，保安更不是小区里的土皇帝。 即便对方存在索要好处、故意刁难的行为，也不能用暴力解决问题，相关责任仍应依法调查处理。
罗翔105,863 次观看 • 1 天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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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通一达已经准备好姿势，亚洲大国公派马桶留学生第一次出国，到了德国看到外国小哥哥就犯花痴！赶紧学好技术，回国后继续服务领导！ 这趟公派留学可不能辜负组织的殷切期望。毕竟虽然名额有限、但经费充足，能公派出去的都是“国家培养的人才”。机票有人买，学费有人承担，生活费也有充足的支持——如此珍贵的深造机会，自然不能浪费在真正的“深造”上。 到了国外，第一步是“开眼”，第二步是“挖深度”，第三步是感受一下人家为什么能把很多事情办得更方便“多渠道出入”。至于那些真正值得借鉴的制度、规则和公共治理经验，回国以后能不能认真讨论，那就属于另一个问题了。 最精彩的是“学成归国”。国外先进技术姿势可以带回来，论文可以带回来，证书可以带回来，唯独有些更核心的东西，往往只能留在国外。 于是，一套看似完整的公派留学闭环形成了： 国家出钱送你出去，国外替你开眼拓深度，回国以后继续为体制添砖加瓦。 至于纳税人的钱究竟培养出了什么、留学成果究竟转化了多少、真正的人才到底留下了多少，这些都可以慢慢统计。 毕竟，公派留学最重要的从来不是“出去学了什么文明礼仪知识”，而是回来以后还能为领导“服务什么姿势”。 如此精妙的“人才培养体系”，真是既花了钱，又完成了任务，还保证了思想上的“稳定输出”。🤣
罗翔195,659 次观看 • 4 天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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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上最安全的法治国家？六七名男青年围殴女子，强迫其卖淫！这安全感真是别具一格！ 所谓安全，难道就是一群男人可以仗着人多势众，强迫女性从事不愿意做的事情？据爆料，几名男青年试图强迫一名女子卖淫，在女子拒绝服从后，竟有六七名男子持续对她实施殴打。 看到这样的场面，真让人对某些自诩安全、法治的社会宣传产生一番新的理解。 平时宣传得天花乱坠，什么法治完善、社会安全、女性权益有保障，可一旦有人遭到多人围殴、被强迫从事性交易，这些漂亮口号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？ 如果一个社会的安全，只体现在宣传材料和统计数字里，而弱势者面对暴力时却得不到及时保护，那么所谓的安全究竟是谁的安全？ 法治不是挂在嘴边的装饰品，女性的身体更不是任何人可以强迫支配的商品。无论施暴者有多少人，无论受害者身处何地，强迫、殴打和侵犯他人权利都必须依法追责。 真正的法治社会，不是没有犯罪，而是犯罪发生后，受害者能够得到保护，施暴者必须承担责任。
罗翔170,322 次观看 • 4 天前
《当医院沦为屠宰场，法制成为笑话，民众如何保证自己的权益？》 尸体不会说谎，真相不会沉默！五月宝小洛事件家属发声：九个月刑事调查，民事调解绝不是终点 一个孩子离世，留下的却是至今未解的疑点！手术监控在哪里，尸检报告为何与病历存在差异，刑事立案九个月为何仍未移交检察院？面对家属持续提出的质疑，真正需要做的不是转移舆论，而是拿出证据，把真相查清楚！ 围绕五月宝医疗事件，家属再次发声，表示自己不会因为民事调解而放弃刑事追责。她强调，女儿的离世必须得到一个经得起检验的交代。 一、手术监控与术前诊断，疑点仍待查清 家属称，自己从未看过手术室及PICU监控，但坚信相关监控存在。她认为，医院的硬件设施和招标文件也值得核查。 家属指称，陈君贤术前已经知道不存在冠状静脉窦房缺，却仍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中写入这一诊断，甚至涉及无顶综合征。她怀疑，手术是否被包装成疑难病例，相关视频、论文和媒体宣传是否可能成为所谓成功案例的展示。 这些指控仍须通过原始病历、监控和专业鉴定核实。家属希望调查机关查清术前诊断的依据，还原完整医疗过程。 二、法医与多方专业人士参与梳理证据 家属提到法医刘教授，称对方与家庭没有利益牵扯，发声是为了维护职业尊严。她表示，自己掌握的信息来自知情人士的讲述，以及多位医学影像、心理学等领域专业人士对客观事实的综合分析。 在她看来，这不仅关系到女儿的公道，也关系到医疗和法医行业的职业底线。所有关键判断都应当接受证据检验，而不是让争议无限拖延。 三、女儿的血去了哪里？ 家属称，当地卫健委领导曾多次表示俞承忠没有参与手术。对此，她提出质疑：俞承忠多次进出手术室、避开走廊摄像头、戴着口罩并提着两个黑箱子离开，这些行为究竟如何解释，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 家属强调，自己有权提出疑问。相关人员的行动轨迹、物品用途及血液处置记录，都应当通过调查核实，给出清楚交代。 四、尸检报告与病历记录为何存在差异？ 家属称，尸检报告显示心脏外侧存在第三个补片，但病历没有相应记录。她认为，这可能涉及手术中重要操作未被完整记录的问题。 她还表示，孩子于17时紧急转入PICU后，曾第三次开胸固定起搏导线，当时麻醉师不在场。她质疑，调查持续九个月，为何这些关键细节仍未得到明确回应。 这些医学问题需要结合尸检报告、手术记录、麻醉记录和独立专家意见逐项核实。若记录确实存在差异，就应说明原因，而不是让疑点长期悬而未决。 五、民事调解不是刑事追责的终点 家属表示，接受民事调解、放过医院和卫健委，是家庭作出的最大让步，但不代表放弃追究陈君贤的责任。她称，当时有关领导曾承诺，民事调解与刑事追责并不冲突，签署过程中受到非正常施压的相关证据也已保留。 家属还表示，如果获得赔偿，将以女儿的名义捐助希望小学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让女儿的名字被世人记住。 六、刑事立案九个月，调查进展何时公开？ 家属称，案件于1月24日刑事立案，至今已调查九个月，两位刑事代理律师认为，长期未移交检察院并不寻常。她猜测，专案组可能发现了更多线索。 调查时间长并不等于存在违法行为，但办案机关应依法推进程序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回应家属的合理关切。 家属认为，造谣、转移注意力和向关注事件的网友施压，只会激化矛盾。她强调，女儿的离世不能成为不了了之的理由，民事调解也不能成为阻断刑事调查的借口。 她相信，洛洛的遭遇已经推动相关医疗问题受到关注，也希望能够促进小儿先天性心脏病外科诊疗规范的完善。 尸体不会说谎，真相不会沉默，证据经得起历史检验。 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证据，刑事责任认定需要法律程序，家属的每一项指控都应得到认真核查。真正平息争议的方式，不是压低声音，而是公开能够公开的证据，依法给出经得起检验的调查结论。 🔥当一个家庭为了给离世的孩子讨回公道，必须承受九个月的等待与煎熬，社会真正需要追问的，是家属何时才能停止奔走，还是有关部门何时才能用透明、负责的调查，让真相和公道不再遥遥无期？
罗翔11,445 次观看 • 9 小时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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💥炸裂，中秋节外卖纠纷酿成灭门惨案，骑手拍视频称“死而无憾”！ 中秋节期间，一起外卖纠纷突然升级成惨剧。视频中，一名外卖骑手情绪激动地自述，自己拎着二三十斤的货物，走了两三百米送到货主小区楼下，但对方不仅不接电话，最后还表示不要了。 骑手在视频中反复强调：“打了六七个电话都不接，二三十斤的东西一直拎到他家小区楼底下。”随后情绪彻底失控，并称“直接给他灭门”，还声称现场已经有两人死亡，男主人躲在屋内，自己“本身就不想活了”“死而无憾”，并表示正在等待110到场。 从几十斤货物送不到，到情绪失控，再到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，真正令人后怕的，是一次普通纠纷竟然能够在极端情绪下迅速越过生命底线。无论双方此前发生了什么矛盾，都不应该成为伤害无辜生命的理由。 中秋本应是团圆的日子，却有人在这一天失去了家人。究竟是什么让一场送货纠纷最终走到了这一步？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？
罗翔1,395,877 次观看 • 28 天前
《无证破门的中秋国庆夜：当找律师和念经都被写成罪》 2026年9月30日晚，贵阳兴隆枫丹白鹭城市花园的路被堵住了。据家属及小区业主在微信群里的陈述，便衣与武警部队上百人入驻小区，封锁出入道路，并不出示搜查令，不出示证件，也不开启执法记录仪，对多户实施暴力破门、强行闯入，以抄家方式扣押私人物品，连夜带走十数人。被带走的，不是另案在逃的嫌疑人，而是协助付国艳之子马祥弘寻找律师、依法维权的亲属、朋友和企业员工。北大毕业生史嘉伟在被带走者之列，于10月1日晚放回，仍遭便衣盯防；截至目前，仍有多人失联。小区业主事后仍能在群里对上当晚进驻的人数与路线，说明这场搜捕并不秘密，只是不留文书。中秋国庆的灯还没亮完，帮忙请一个律师，已经可以被全城搜捕。 这不是孤立的夜间行动。家属称，此次由贵州省纪委联合贵阳市公安局指派片区派出所执行。执法记录仪不亮、证件不出、搜查令不在，三样同时缺失，程序就已经先于罪名破产。县级公安与片区派出所凭什么在未出示法律文书的情况下破门抄家、带走协助找律师的公民？若答案只是“上面让办”，刑事诉讼法就不是法，而是一张可以随时收走的介绍信。 被威胁的还有付国艳的助理张艺博，前香港《大公报》记者。家属称，她遭多次上门传唤与言语威胁，被逼承诺立即返回香港。讽刺在于，史嘉伟与张艺博原本都是贵州对外树立的“贵漂”典型：一个从北大出来，向往诗和远方；一个从港媒转身，投入当地扶贫与文化事业。招商册上的人才故事还没换页，人已经被写成麻烦，甚至被要求离开。一边宣传引进，一边对扶贫典型、前港媒记者实施传唤与逼离，营商环境还如何自圆其说？ 更荒诞的是尚未放回的人。律师向家属分析：失联者中有几名当地亲属是佛教徒，此前出于对家人的关切，自发筹钱请僧众为被关押的付国艳诵经祈福。办案组正试图把这种捐钱念经，定性为“以宗教信仰开展迷信活动干预法律”。2026年的法律文本里，宗教信仰自由仍写在纸上，为亲人请一场经，本是寻常民俗。把它套上“干预司法”，等于宣布：你不但不能请律师，也不能为母亲烧一炷香。罪名走到这一格，已经不是适用法律，而是因人设罪。搞笑的不是佛教，是权力把自己的歇斯底里写成了法条。 要看懂这场搜捕，得把镜头拉回付国艳本人。她做了三十七年蜡染、刺绣、银饰，企业给上海世博会贵州馆提供过九成展品，产品被选作国礼送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，她本人拿过国务院表彰的“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”。2024年11月25日，她在贵阳龙洞堡机场准备去海南养病时被带走。此后近两年，罪名从“涉嫌严重违法”，变成家属所称的“协助隐瞒犯罪所得九百万元”，最后落到她和企业从未有过业务往来的岑巩县，写成“涉嫌聚众淫乱”。企业停摆，两千多名绣娘断了订单。儿子后来公开请求把公司无偿交给政府，只求母亲和员工还能活。 家属材料里的数字一直没变：要求她承认九百万元，称已支付七百二十万现金，差额要用低价转让商铺、房产来补。企业是手工艺零售，从未涉矿、未征地。与她发生关联的，据报道只是丈夫一位远房亲戚、自然资源系统落马官员。把远亲落马扩成长期强制措施，再和“还差一百多万”绑在一起，就是先射箭、后画靶。当监察调查被当成化债工具，案子就不再从事实出发，而从“这个专案要出多少钱”出发。 2025年8月，她留置九个月后被接出，身高约一百六十厘米，瘦到七十多斤，头发花白，走路要人搀扶。2026年4月17日，原专案相关人员、省纪委监委第十审查室原副主任夏伟被宣布接受审查。四天后她被通知补充口供，一去失联。次日家属收到岑巩县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，罪名写成聚众淫乱，据称缺地点、缺办案人、缺联系方式。律师要求会见，警方出示盖有省纪委监委印章的公函，以案情特殊不准见。省监说不是纪委的案子，县公安说只是奉命办案。锅甩来甩去，人关在她从未踏足的县城。 聚众淫乱与隐瞒犯罪所得不是一类事实。羞辱就是施压工具。指居五十多天后，同一批警察到贵阳调取财务流水，当场对员工说：现在查隐匿犯罪所得，不查聚众淫乱了。罪名是门面，资产才是正文。家属还称，她拒绝按剧本指认他人之后，才换上这顶最脏的帽子；随后又出现一份自愿解除委托律师声明，放弃各阶段会见、阅卷与申诉。声明出现在拒绝会见一个多月之后，落款对不上，不像长期隔绝、身体极差的当事人能独立写出的文本。辩护权一旦可以被逼着签字放弃，律师法就成了附件。 9月30日是这条管道的延伸。律师被挡住，帮忙找律师的人就成了下一个目标；口供需要隔离，祈福的亲属也就被预备写成干预法律。从资产到隐瞒所得，再到聚众淫乱、涉密，如今又是念经。管辖可以换县，罪名可以按羁押需要更换。早年官方报道过同一家企业：现金收购农妇半成品，累计超过五千万元。企业倒了，受伤的是靠绣花养活孩子的绣娘。夏伟落马，已经足以追问：这个专案到底在追赃，还是在分赃？ 当一炷香和一次委托都可以被写成罪，下一个被带上车的，还会是违法的人吗？ 视频为当地警察无证搜捕抢劫，强行破门！
罗翔927,957 次观看 • 21 天前
甘肃又现“杨改蓝”？母子四人被邻居发现时都已经走了，一天两起，底层家庭的绝境谁来关注？ 206/10/17/，甘肃沁阳传出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：一名母亲和三个孩子被邻居发现时，四人都已经走了。据邻居说法，悲剧可能与饥饿有关，但具体原因目前还不能确定，仍有待进一步调查。事发地点据称在甘肃沁阳，具体情况有待核实。 这一幕令人联想到当年的杨改蓝事件。每当类似悲剧发生，人们除了惋惜，更应该追问：一个家庭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才会走到如此绝望的境地？当地的社会救助机制有没有及时发挥作用？如果一个家庭已经陷入困境，为什么没有人及时发现、伸出援手？ 一个社会的治理能力，不该只体现在宏大的数字和漂亮的宣传上，更应该体现在最困难的家庭能不能得到及时救助。 如果底层家庭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，相关部门就有责任查清救助是否缺位、保障机制是否真正落实。不能每次悲剧发生后才表示痛心，更不能让最需要帮助的人在无人关注中走向绝境。 这场悲剧再次提醒我们：民生保障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，基层救助更不能流于形式。 如果连陷入绝境的家庭都无法被及时发现和帮助，那么所谓的民生工程，究竟有没有真正落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？
罗翔192,150 次观看 • 5 天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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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友投稿： 2026/8/17/，青岛城阳火炬路，苦命鸳鸯啊，骑手带着女朋友跑单，遇到一官员酒驾逆行搞，然后就这样了！ 💥楼主点评：有权任性，草菅人命！这事儿听着就让人心里堵得慌。 骑手带着女朋友跑单，本来是小两口一起挣点辛苦钱，结果在青岛城阳火炬路，碰上个酒驾还逆行的官员。然后呢？“然后就这样了”——这话一出，谁都懂后面是什么。一对苦命鸳鸯，可能就这么散了，或者至少留下一辈子的伤。 有权任性，草菅人命，说实话一点都不夸张。普通人酒驾，那是违法，是危险，被抓到就得认罚、认责。可一旦身份换成“官员”，有些人脑子里立刻就换了套逻辑：我有点权力，路是我的，规则是给别人定的。逆行？醉驾？撞了人？先想的不是救人、不是担责，而是怎么压下去、怎么摆平。底下的人呢？有的忙着找关系、有的忙着冷处理，最后受害者家属只能干着急。 骑手本来就够苦了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一天跑十几二十单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还得担心电瓶车被扣、平台抽成、差评扣钱。现在连命都可能搭进去，就因为对面那辆车的主人觉得自己能任性。这不叫意外，这叫特权砸出来的血。 更让人窝火的是，这种事一旦被捂住，或者轻飘飘处理过去，下次还会有。今天是火炬路的骑手，明天可能就是别的路口的路人。权力如果不被真正关进笼子，它就会一次次把普通人的命当成路边的草，随便碾过去。说到底，规则如果只约束没权的人，那它就不是规则，是装饰。 💥辣么，大家觉得，这种涉及公职人员酒驾肇事的案件，该不该强制公开处理过程和最终结果，让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？
罗翔2,968,886 次观看 • 2 个月前
《从杀鸡取卵到岑巩：付国艳从“国礼绣娘”被改写成“聚众淫乱”》 一家做了三十七年蜡染、刺绣、银饰的贵州老字号，曾经给上海世博会贵州馆提供过九成展品，产品被选作国礼送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，创始人本人拿过国务院表彰的“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”。2024年11月25日，她在贵阳龙洞堡机场准备去海南养病时被带走。此后两年，罪名从“涉嫌严重违法”变成“涉嫌违法”，再变成“涉嫌聚众淫乱”，办案地点从罗甸、息烽的留置点，跳到三百公里外、她本人和企业从未有过业务往来的岑巩县。企业停摆，新店装修中断，两千多名绣娘的订单断了。儿子马祥弘后来公开请求把公司无偿交给政府接管，只求母亲和员工还能活。 这不是一出荒诞剧的开头，而是近年来地方财政承压、化债任务加压之后，监察留置与刑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缝合使用的一个公开样本。家属、律师和被删文归档的调查报道所陈述的核心指控是：先定金额、再找口袋罪、再换管辖、再切断律师，用人格羞辱换资产处置。官方至今没有拿出对等的公开证据链回应这些程序问题。 先有指标，后有罪名 公开报道和家属材料里反复出现同一组数字：办案人员要求付国艳承认“协助隐瞒犯罪所得900万元”。家属称她已支付720万现金，剩余部分被要求用低价转让商铺、房产来补，并签署出售承诺。企业本身是手工艺零售与收购，从未涉矿、未征地、未做平台融资。与她发生关联的，据报道只是丈夫的一位远房亲戚、自然资源系统落马官员。把“远亲落马”扩成对企业家本人的长期强制措施，再把强制措施与“还差一百多万”绑在一起，这就是家属所说的“先射箭后画靶”。 贵州地方债压力不是秘密。化债需要现金、需要资产、需要可追缴对象。当监察调查被当成财政工具，案件就不再从犯罪事实出发，而从“这个专案要出多少亿”出发。口供和笔录变成证据工厂：先关一批人，再让他们互相指认，再把指认写成“已经掌握部分违法事实”。付国艳案里，罪名可以换，管辖可以换，调查对象却始终是同一家还能挤出房产和现金的民企。这不是法治逻辑，是现金流逻辑。 远洋捕捞：为什么是岑巩，为什么是“聚众淫乱” 2025年8月25日，付国艳在留置九个月后被接出。身高约160厘米的人瘦到七十多斤，头发花白稀疏，走路要人搀扶。企业已停摆，她仍抵押房产贷款，想把老员工召回、把装修中的新店开起来。2026年4月17日，原专案相关人员、省纪委监委第十审查室原副主任夏伟被宣布接受审查。四天后，第十审查室人员韦振电话通知她“补充口供”。她一去失联。次日，家属收到岑巩县公安局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》，罪名赫然写着“涉嫌聚众淫乱”。通知书缺地点、缺办案人、缺联系方式，落款日期还对不上。律师要求会见，警方出示盖有省纪委监委第十监察室印章的公函：案情特殊，不准见。省监说这不是纪委的案子；县公安说他们只是奉命办案。锅被甩来甩去，人却被关在一个她从未踏足的县城。 这就是“远洋捕捞”的技术形态：把人从生活半径里挖出来，扔到没有社会关系、没有媒体、没有本地利害的偏远辖区，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绕开看守所的相对公开性，再用“涉密”“特殊”挡住律师。聚众淫乱罪在刑法上属于妨害社会风尚，与隐瞒犯罪所得完全不是一类事实。一个五十多岁、做了一辈子民艺、接待过各国政要夫人的女企业家，突然在从未去过的岑巩被写成这个罪名，羞辱本身就是施压工具。更吊诡的是，指居五十多天后，同一批警察到贵阳调取公司财务流水，当场对员工说：现在查的是隐匿犯罪所得，不查聚众淫乱了。罪名是门面，资产才是正文。 家属还称，转入指居前，办案人员曾要求她按剧本做笔录，指认、栽赃五至七人；她拒绝之后，才换上这顶最脏的帽子。这些陈述目前仍是一方之言，但程序上已经足够恶劣：同一专案组可以在监察留置、取保候审、异地指居之间无缝切换，罪名可以按羁押需要更换，律师权可以被一纸“自愿声明”一次性清零。 “自愿放弃一切律师权利”比罪名更危险 指居开始后不久，出现一份内容周密、法言法语齐全的《自愿解除委托律师声明》，表示自行辩护，放弃侦查、审查、起诉、审判各阶段的会见、阅卷、申诉权利。家属和律师指出：这份声明出现在首次拒绝会见一个多月之后，落款时间对不上，措辞不像一个被关押、身体极差、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当事人能独立写出来的文本。如果这种声明被默认为有效，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就变成摆设——辩护权不再是权利，而是办案组可以逼当事人签字放弃的附件。 监察法对留置有条件、有时限、有审批层级。省级机关直接抓人却把留置文书落到县级监委名下，六个期满再换一个县接着关，人还在同一个点，表面“不违法”，实际把六个月上限拆成可无限续杯的接力赛。转到公安指居后，又不进看守所、不准见律师。留置加指居，理论上可以把一个人关到司法审判永远开不了庭。这才是比“900万”更值得追问的制度问题：权力已经可以在法院、检察院之外，自己造一条封闭管道。 被毁掉的不只是一个老板 黔粹行不是资本玩家。人民网、央视早年报道过同一件事：安顺蜡染世家出身的付国艳，放弃铁饭碗办作坊，现金收购农妇半成品，带动山区妇女居家就业，累计向农户和手艺人收购超过五千万元，高峰时上下游涉及六百多家小作坊、订单可达两万人。企业倒了，直接失业的是店员，间接受伤的是那些不识字、靠绣花织布养活留守孩子和空巢老人的绣娘。每一个被“化债”逻辑盯上的民企背后，都有一张比资产负债表更大的民生网。杀鸡取卵的“卵”往往不是企业家个人账户，而是整条供应链上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。 夏伟落马，说明专案组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也说明“反腐+化债”可以同时变成寻租场。家属列出的索取清单——商铺、房产、股份、酒店业务、现金、茅台——是否全部属实，需要独立查证。但一个已经落马的办案骨干，本身就足以让公众追问：这个专案到底在追赃，还是在分赃？ 四个趋势，比一个案子更值得怕 把付国艳案放回贵州近年监察与财政的大背景里，会看到四条正在咬合的轨迹： 指标化：案子跟金额走，跟化债任务走，不跟事实走。 腐败化：强制措施与资产处置、个人利益缠在一起。 特务化：秘密地点、隔离讯问、信息封锁、律师清场。 污名化：用最脏的口袋罪摧毁当事人的社会人格，让舆论不敢靠近。 一旦这四条成为可复制的办案模块，下一个被点名的不必是“有问题的人”，只需是“还有资产的人”。经济下行时，最便宜的财政来源不是改革，而是把还在运转的民企当成提款机；最便宜的执法技术不是调查，而是换个县、换个罪、把灯开着不关。 付国艳现在是否有罪，最终只能由公开、有律师、有证据的审判回答。在那之前，已经可以确认的是另一件事：一个被官方媒体树过样板的女企业家，可以在没有公开犯罪事实的情况下被关近一年半，企业被拖死，人格被写成“淫乱”，儿子只能跪着把公司捐给政府。若这套手法被当作成功经验推广，所谓营商环境、所谓法治、所谓“两个毫不动摇”，都只是写在文件上的标语。 普天之下，谁来管一管岑巩那张空白的指居通知书？谁来管一管那些已经没有订单的绣娘？谁来管一管：当监察权可以随意改罪名、改管辖、改律师权，下一个被写成“聚众淫乱”的，会是谁？
罗翔733,256 次观看 • 1 个月前